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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丨世界上最勤奋的是中国女人

    撰文/刘远举 专栏作家“女孩换男朋友会烂手烂脚!”“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离婚”。最近,向少年儿童灌输这些所谓孝道、女德的培训班,引发了舆论的激烈批评,并随之被责令关闭。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该班是温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此前在文成县的一个村举办的亲子夏令营班,举办者与去年辽宁抚顺传统文化教育学校上女德课的是同一批人。这些“老师们”的金句还很多:“男为天,女为地,女子就该在最底层。”“(点外卖)不刷碗,说明你已经丧失了妇道。”“三个男子的精液混合在一起成为剧毒,专伤不洁女”。辽宁抚顺的女德课,当时是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责令关闭,不到一年,又卷土重来了。去年的女德事件,最有名的应该是丁璇。她在江西九江学院的传统文化进校园公益讲座上发表了一系列荒谬的言论,比如“女人衣着暴露易失身”“女孩最好的嫁妆就是贞操”“女性衣着暴露,是上克父母,中克丈夫,下克子孙的破败相,世人不得不防”“女人整容就是想以色情勾引男人”等。再往前,早在2014年,东莞蒙正国学馆“女德学堂”就倡导“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的“女德”四项原则。在男女平等已成主流价值的今天,这些女德班打着国学、传统的大旗,灌输三从四德,守妇道,赤裸裸的鼓吹退避隐忍的女性服从主义,居然还供需两旺。对于这个现象,答案很多,比如不称职的家长、落后的观念等等,无需累述。我打算从另一个层面,另一种角度去分析这个现象,抛砖引玉。观念光谱的两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的经济自由增加,观念光谱自然也会随之扩展,出现几个女德班,是正常现象。如果我们把女德视为一端,那么,另一端,就是“消除性别刻板印象”“LGBT人群”。最近,英国伦敦交通局表示,地铁广播语中的“?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大家好”?(Hello everyone)。英国广告标准也要求广告中杜绝“?女孩长大后会成为芭蕾舞者,男孩会成为工程师”等内容。这些国际上的话题设定,观念传播,都影响到中国。当然,我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者,也不会像桑德尔那样,认为聋哑不是缺憾,而是一种文化设定。我也算一个理工男,所以,我觉得文化、观念是可以有一个更具理工色彩的判断标准,那就是“是否在自组织中的演进史上,顺应熵减的方向”,简单的说,更高、更快、更强、更尊重个体发展的观念,就有着绝对的先进性,就是好的。不过,观念虽然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正如波兰尼所说,虽然“进步是必须以社会变动的代价来换取的”,但“如果变动的速度太快,社会就会在变动的过程中瓦解”,而“变迁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变迁本身的方向;虽然变迁的方向经常并不由我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但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当然,波兰尼在这里说的是资本对传统的冲击。但这个分析方法,用在“先进”对传统的冲击,也是成立的。所以,作为速度的一个表征,社会中出现一些保守的、传统的、甚至陈腐的东西,或许是必要的。一个国家那么大,总会出现各种思想、各种人群,先进的可以先进,落后的也能落后,这本是社会思想的常态。尊重个体发展,自然也包含尊重落后的观念。所以,女德班虽然不对,但是,勒令关闭,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这里面有一些潜在的损失,还有一些潜在的逻辑上的矛盾,关于这一点我后面会提到。男女平等,是怎么来的?同一个局面,往往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结果正常,未必原因正常;总量正常,未必结构正常。女德班是正常的,但其源于未必不值得探究。在此之前,不妨顺着历史上溯,去发掘这样一个问题,男女平等,是怎么来的?在法国大革命中,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发表《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意味着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拉开序幕。这是女权运动的先声。在19世纪末,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争论的焦点是要求性别包括男女之间的生命全历程平等,也就是两性的平等,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一夫多妻,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政治权利同值,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最著名的领导人是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在她的名著《为女权辩护》中,为女性要求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1979年,第34界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许多国家陆续成立了有关机构,从事维护妇女权益事宜。在第二次浪潮中,最著名的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相信这本书很多人都读过。如果第一次浪潮是为女性争取基本权利的话,第二次浪潮则是为女性行使自己的权利撑开更大的空间,进一步摆脱从属地位。中国妇女权益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但同时,走的却是另一种历史路径。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大生产热潮时期,贵州息烽县养龙司乡堡子村在1954年年底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的许多男社员轻视女性的旧思想还未扭转,不赞成妇女出门干活,导致全村23名女社员只有三四人出工。而且,出工的女社员和男社员干同样的活,但以当时的工分制来算,男社员每天记7分,女社员只记2.5分,这就严重影响了女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积极性不足,就会出工不出力,村里劳动力不足导致群众吃饭困难。这时,任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主任的易华仙提出:“毛主席都说男女平等了,女社员也应该出工,并且工分要和男社员一样多。”就这样,易华仙带领妇女和男社员一起下田犁土、插秧,调动了全村妇女的积极性,使农作物产量增加了三成。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刊物发表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表彰实行男女同酬的第一村——— 堡子村。毛泽东看到文章后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之后,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迅速响彻大江南北。中国妇女参加劳动,双职工,这些社会现象,带来了中国妇女地位的提升。现在流行手机支付,街边小店里的二维码,多半绑定的是女主人的身份证。谁掌握了经济,谁就能掌握家中的权力,这是一个中国男人都懂的道理。央视曾有一个女性栏目就叫《半边天》女人,还是女人的劳动?最近,美国劳工部出了一份关于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统计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劳动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分性别来看,中国的男性劳动参与率处在世界前端,达到了90%。男人压力大,要出去工作,这很正常。所以,巴西、菲律宾、印度的男人,劳动参与率同样高达90%以上。再来看女性的情况,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了70%。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法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才仅仅62%,而且他们最近还在闹。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大约60%,法国女人的劳动参与率更低一些,才50%。而印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28%!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成功都是苦干出来的,而让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勤劳的是中国女性出去辛苦工作。这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历史路径的必然。回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小店的微信扫码场景,扫码之后,手机会报数,而且难免会出问题,需要在手机查看、处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谁守店就得用谁的码。女人参与劳动,守店的时间更多,所以,自然用的是女人的手机。那么,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从这里引出来,那就是中国女性的解放,女性的平等,从历史脉络,现实需求来说,都是基于功利的,那么,自然缺乏思想上、观念上的基础。这会带来两个个问题。其一,随着经济发展,恩格尔系数下降,男人可以一个人养活家庭。女性回归家庭,没有了经济收入后,或者女性的经济收入不再重要的时候,中国女性“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功利主义的基础,就被抽掉了。然后,由于男女平等缺乏深层次的观念作为支撑,女性的地位就会迅速下降。反观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美国这些国家,女人虽然劳动参与率不高,但性别平等上,却并不差。这就历史路径导致的差别。其二,现在传统文化重新变热,但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所以,如果一些观念上的东西不能来夯实“男女平等”这个观念基础,那么,男女平等的观念基础就一定会变弱。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是,现在很多人呼吁对女德班进行严厉的监管,实际上,女德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不是自由的结果,而是约束的结果。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逻辑上的矛盾。回顾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女权发展,待到现今的第三次女权运动浪潮,已是花繁叶茂。当第三次浪潮影响中国之后,我们观察到了另一种现象。大城市的、年轻人的、白领化的人群中,受外来思想的影响较大,因此也冲得比较前,但是,由于缺乏个体权利角度,就出现了把女权庸俗化,注意力集中于婆媳关系、男女婚恋斗争这一类的事情。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缺乏权利观念基础的男女平等的怪象。个体与环境此前关于ayawawa的争论中,很多人就说,她也没说错啊。她的观点,城市高知女性不接受,但在三四线城市,甚至乡镇中,一个女性想要过好自己的一生,按照她说的去做,是概率最大的,最好的方式。这就是大环境与观念,大环境与个人的关系。这化作一个更具体的场景就是:家长要求孩子的服从。而女孩的服从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也更加严重。所以,这个观念的金字塔是一体同构的,女性当然不能独善其身。在大观念的影响之下,潜移默化的,个人会不知不觉的受到影响,变为一种自以为是自发的需求。市场中有敏锐之人,发现这种需求,并将之开发为一种生意。而且,这种观念的生意是安全的,几个月就可卷土重来,最大的风险不过是责令停办。从这个角度,女德班就应运而生,在未来还会有。如果说这种极端女德会受到人们的排斥,那么,一些更柔和的女德,更温和的规训,会不断从环境中吸收营养,得到支持,不断生发,成长。